Returning students: Plight of sea turtles (2)

李先生是海龜們的杰出代表.海龜,意為"海歸",常被用于贊譽那些從國外引進新技術回中國的留學生們.過去,海龜們曾因這種贊譽而在當地就業市場中獲得可觀收入.然而,好時光一去不復返.海龜們不再獲得普遍好評,他們與當地勞動力的工資差距正在減少,有些甚至難以找到工作.坊間有稱他們現在應該被稱為海待（海帶）.在這個轉折點上,他們昔日輝煌不再.

王輝耀,是已走過百年歷程的歐美同學會中的一員,他觀察到共有五次海龜回國潮.第一次發生在19世紀,并為中國培育了第一條鐵路設計者以及第一個大學校長；第二和第三次,發生在1949年以前,并為國共兩黨培育出許多領導人；第四次浪潮,和1950年被送往蘇聯陣營深造有關,并產生了如江澤民及李鵬等領導人.

現在我們正經歷始于1978年的第五次浪潮,也是最大的一次.從那以后,約260萬中國學子出國深造.最近,這批大量外出深造的隊伍以每年40萬人的速度增長.他們中的大部分留在海外,但是其中的110萬人回國發展,希望創不同.王先生認為,如果說前三次留學歸國浪潮有助于變革中國,第四次浪潮為了使中國走向現代化,那么第五次浪潮則為這個國家帶來全球化.

海龜們將中國經濟與世界相連.他們成立了諸如百度等科技公司.他們中的大多數成為了跨國公司駐中國分公司的高級經理.他們正在從商業、政治以及流行文化上著手,幫助中國走向世界.

他們的重要性為何會下降？多項研究表明,和本地員工相比,海龜們需要花更多時間才能晉升到一個有較小工資溢價的不那么高級的職位.其中,這也和應屆生就業市場疲軟有關.另一個原因,則是因為（海龜們）已和中國國內市場脫軌.諸如電商等行業近年來發生巨大變化,對于那些在外漂泊數年的海龜們而言,一切都不再熟悉.啟明創投的Gary Rieschel提到,十年前到處網羅從硅谷回來的投資者們現在將目光轉移到從當地大學畢業的企業家們身上,因為他們更熟悉當地的消費模式,電腦游戲習慣以及諸如微博以及微信等社會媒體的使用方法.

隨著中國的蓬勃發展,經理人們開始逐漸擺脫他們的自卑感.中國社交媒體巨頭騰訊公司的一位高級管理人員說,他仍從國外公司網絡海龜,但是卻發現他們難以管理掌控當地的工程師們.一位歐洲的投資銀行家說,海龜們傾向堅持屬于西方的（在中國看起來）"奇怪"的信條：如透明,任人唯賢以及職業道德等,而這讓他們在中國超達爾文經濟的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在中國,人們愿意竭盡所能達成老板與客戶所好.

即使是中國的外資企業,也在聘請人員上越來越挑剔.德國管理咨詢公司羅蘭貝格的古默龍（Yannig Gourmelon）認為,跨國公司利潤的大幅度減少,使那些鍍金過的外派人員待遇下降,也是讓海龜們獲得更少薪金的原因.

C級海龜

現在還有另外一個解釋：許多最近歸國的海龜們（和之前相比）質量較低.過去,只有那些精英中的精英才被允許出國留學,因此,政府獎學金的競爭異常激烈；但是現在,隨著收入的增加,許多平庸學生也能依靠財富獲取一個質量可疑大學的文憑,而這對增加其職場競爭力,提高就業前景沒有任何幫助.比這更遭的是,部分由于西方國家的經濟衰落,海龜們歸國全無工作經驗.

即使現在（海龜們）以受雇外籍人士身份回國的數量越來越少,最聰明的仍留在國外.一個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的研究發現,擁有美國博士學位的92%的中國人在畢業五年后仍留在美國.與此對應,這個情況對于印度人來說是81％,對于韓國人而言是41％,對于墨西哥人來說是32％.

為了吸引這些超級巨星們,中國政府投入大量資金到一個旨在為他們提供慷慨補貼及大量津貼的"千人計劃"之中.中共組織部正敦促地方領導人以及大學校長們完成一定配額,以引進人才.在即將發表的論文中,王先生以及香港科技大學崔大偉（David　Zweig）認為,就這些方面而言,中國"也許是世界上最果斷的政府".

這些做法有用嗎？現在下結論還為時尚早.盡管有了這些政策,歸國企業家們仍面臨許多問題.勞動力成本以及土地資金費用正在上升.在頂級科學家們的圈子中,幾乎沒有人回國.在王先生和崔大偉的論文中解釋了這一現象："如果中國希望吸引最好的（科學家）回國,那么她需要對學術及科研機構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并以此跳出行政長官雇傭和資助科研的怪圈.

一個殘酷的事實是,遠在國外的中國人對于他們的祖國常常懷有矛盾的心情.在華為工作的李先生,就是典型海龜中的一員,他的妻兒仍在美國居住.若想吸引海龜們回歸,除提高補助外,中國官員也許還需要加強法治,根除腐敗,凈化空氣,清潔水源,解決食品安全問題.如果他們真這樣做了,海龜們一定注意得到.